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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機后，美歐金融市場去杠桿收縮市場信用擴張的同時，各國央行紛紛采取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國家信用方式向金融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由此對信用資源的過度開發、分配失衡、基礎惡化，不僅沒有帶來真實財富創造能力的提升，反而不斷壓縮貨幣政策空間。經濟步入復蘇進程的美國，率先開啟貨幣政策正?；M程，但“特里芬難題”的存在在貨幣政策分化引來新一輪外溢效應的同時，也凸顯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弊端。

一、受量化寬松政策影響，全球債務存量增速明顯，但對全球經濟拉動作用極為有限
　　自 2008 年全球信用危機以來，信用擴張使全球債務增加了42.5 萬億美元，其中，發達經濟體增加了 13.9 萬億美元，新興市場增加了 28.6 萬億美元。然而，債務規模的上升卻無法帶動實際經濟增速的快速上漲，全球經濟增速反而有所下滑（圖 1）。

　　首先，信用無度擴張將世界經濟置于巨大債務規模中，在真實財富創造能力趨弱的情形下，存量債務規模的大量累積使得國家償債能力即信用基礎惡化。與此同時，信貸刺激催生大量資產泡沫，進一步加劇了國家金融體系脆弱性，**終阻礙經濟發展。

二、信用過度擴張、信用分配失衡是桎梏全球經濟發展的根源
　　其次，信用資源分配失衡抑制經濟發展。從全球視角來看，信用資源的全球錯配是世界經濟增長緩慢的根源之一。信用資源分配與財富創造能力失衡，表現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較大的經濟體分得的信用資源遠少于處于低速增長的發達國家（圖2）。從個體國家視角來看，信用資源過多集中于財富創造能力落后的部門亦會拖累國家經濟增長，甚至潛藏重大危機。這種全球或者國家部門間信用資源配置失衡，一方面使信用資源浪費，發揮不出其應有的作用，擠出高財富創造能力經濟體或部門的產出，另一方面過多的信用資源流向了原本信用過剩的經濟體或部門，不僅使其邊際效用遞減，同時加劇了償債風險。

三、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造成市場預期混亂，資金頻繁流動逐利加劇全球貨幣政策協調難度，并產生負向外溢效應
　　首先，美元走強推升擁有龐大美元債務的新興市場借款人償還成本，加重其外債負擔；雖然美元走強也會帶動更多資金流向美元資產，導致全球流動性收緊，但受益于基礎條件的不斷完善，靈活匯率制度的啟用，應對外部沖擊能力增強，新興經濟體資本出逃壓力較金融危機前已有較大改觀（圖3）。其次，歐央行等繼續實行量化寬松的國家與美聯儲加息形成反差（圖4），加劇全球政策不協調性。長期積累的政策不確定性可能形成共振，引發市場風險偏好的驟然逆轉，造成市場波動性的跳升，進而引發高估值資產的價格重置，尤其是低息時代積累了大量資產價格泡沫的國家，美聯儲加息步伐加快和國際資本回流導致資產價格下行壓力和外債風險上升。雖然近期英國也開啟加息進程，但緊縮政策不同步，資金流向難以明確，不確定性加大。**后，各國利益博弈加劇，實體經濟的保護主義和金融領域的“監管競次”等內向型政策恐將泛濫，可能相互疊加，造成全球供應鏈和金融環境的惡化，拖累各國的長周期復蘇。

四、信用本位制時代的“特里芬”兩難和對單一貨幣過度依賴凸顯新型國際貨幣體系弊端
　　當前信用本位制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元在全球的主導地位并沒有改變，美元仍是主要的國際支付和國際儲備貨幣。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而言，國內貨幣政策目標與各國對儲備貨幣的要求產生矛盾。貨幣當局既不能忽視本國貨幣的國際職能而單純考慮國內目標，又無法兼顧國內外不同目標，既可能因抑制本國通脹的需要而無法充分滿足全球經濟不斷增長的需求，也可能因過分刺激國內需求而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理論上“特里芬難題”仍然存在，即儲備貨幣發行國無法在為世界提供流動性的同時確保幣值的穩定。因此，當一國貨幣成為全世界初級產品定價貨幣、貿易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后，該國對經濟失衡的匯率調整是無效的，經濟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種被普遍接受的儲備貨幣，又為發行這種貨幣的制度缺陷所害。從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金融危機屢屢發生且愈演愈烈來看，全世界為現行貨幣體系付出的代價可能會超出從中獲得的收益。不僅儲備貨幣的使用國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發行國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價。危機未必是儲備貨幣發行當局的故意，但卻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